新型城镇化不断加速的背景下，乡村如何建设和发展？2014年5月31日，福建即将举办“两岸共圆中国梦，闽台共建小康村”的学术研讨会，两岸学者研讨用“社区营造”模式激发乡村活力。
福建作为对台重要省份，正充分利用对台优势进行新一轮的乡村实验。一年前，试点已经开始，位于福建霞浦县溪南镇的傅竹村正是其中一个。
“我们肯定能创造出想要的乡村生活。”年轻的傅竹村委书记郑文希站在村委大楼前，语气十分笃定。他的自信源于对傅竹村资源的掌握。这所依山傍水的村庄，非常符合现代都市人“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居住理想。
一批来自台湾和福建省内的学者、商人、年轻志愿者和乡村领袖，正想用社区营造的乡村治理模式，把傅竹村拥有的这些自然和人文生态充分利用起来，打造一个富有活力的“美丽乡村”。
重要的是“人”
社区营造也被称为“发现乡村之光”，参与者坚信，每个乡村都有它独特的魅力，只是需要通过社区营造将其发现和宏扬起来。这套理论早年已在发达国家和地区推广，在亚洲国家和地区中，日本在四十多年前开始推广，台湾地区也有十几年历史。
社区营造和上世纪梁漱溟等中国学者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极为相似，均主张通过教育让村民实现自我治理。在台湾近8000多个村庄几乎一半都参与了社区营造。虽然大陆部分学者也早就注意到了这一乡村治理模式，但践行者并不多。
福建作为中国大陆对台的重要省份，率先引入这一模式。2013年3月，由福建全民终身教育促进会、福建省中华文化学院和台湾成人及终身教育学会、台湾中华两岸文创富农交流协会联合启动“闽台共建小康社会（乡镇）示范点”项目，建立长乐文岭村、连江县官坂镇辋川村和霞浦溪南镇傅竹村三个示范点。
海峡两岸几十名学者组成智囊团。“闽台共建小康社会（乡镇）”示范项目获得了官方认可，福建省政府将三个示范点列入了“美丽乡村”计划当中，在政策和经费上给予大力支持。
作为福建社区营造的重要推动者，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大常委会委员/人大常委会、福建全民终身教育促进会会长陈宜安认为，激发乡村的活力，不仅是理念和模式，更重要的是“人”。2013年5月，她率领着福建一批学者、村干部和志愿者到台湾考察，让大家更直观感受社区营造的理念
“农村自身要有驱动力，要不然只用外力热不起来的，我们就挑了那些想要改变自己家乡面貌的有心人，有志者。”陈宜安说。
在她看来，傅竹村委书记郑文希就是一位“有心人”。这位村干部年轻、为人正直、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拥有建设家乡的理想。另一位连江县官坂镇辋川村村主任吴为苏是一位建筑商，已离开村庄多年，在村民选举中，以95%的高票当选村主任。
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和乡村精英成为社区营造的主要推动力，这或许会成为未来改变中国乡村面貌的重要力量。
转型矛盾
重新回到乡村之前，郑文希和很多人的价值观一样：财富比知识更重要。财富集中在城市，传统乡村完全被边缘化。初中毕业后，郑文希以优异成绩考入厦门集美水产学校，就此离开村庄。
这和村里其他年轻人的路径差不多，以离开村庄为荣，纷纷到宁德、福州、厦门甚至更远的地方做事，只有最“没出息”的人才留在村里。年轻人的离开，让1700多人的村庄顿时失去了昔日的活力，驻守村里的大多是老人和小孩，沉闷得让郑文希“十分难受”，然而他却无力改变，直到他担任村委书记后，他认为“可以做点事情了”。
傅竹村委副书记林开锦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说，论经济地位，傅竹村并不穷。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了9000元，在福建沿海一带已属“中等偏上”。
但物质的富裕并没有解决村民精神生活的贫乏。平日里除了打牌、聊天和看电视，村民没有更多精神生活。邻里间也比以前疏离和冷漠，曾经彼此帮助的气氛日益减弱。
吴为苏每次返乡时都会惊诧的发现，村里的老人实在无事可做，不少人为了寻求刺激，迷上了六合彩等赌博。他所在的村庄已经算是连江县富有的村庄之一，青壮年大多在外做生意，亿万富豪并不鲜见，村庄到处都盖着豪华的乡村“别墅”。物质上的富有反而增加了精神上的空虚。
在学者们看来，这正是社区营造价值所在，它旨在调动村民积极性，重新让大家在自我治理当中寻找新的生活意义和社群关系。郑文希到台湾考察社区营造时发现，村庄犹如城市般干净整洁，印象最深刻的是人的精神面貌，见到人都很热情，认不认识你，都会做到礼貌和周到，朝你微笑和打招呼。他说那种被信任的感觉已经“久违了”。
福建省全民终身教育委员会工作人员陈绍明也发现，台湾乡村和社区文化生活很丰富，老人有事做，没有无聊到晒太阳和打麻将。他认为社区营造的意义在于，让村民通过学习营造积极向上的氛围。事实上，很多村庄的老人并不想改变现状。“每个发达国家和地区都经历过今天中国同样的社会转型之路，所谓城市化、市场化和全球化，但是工业时代的管理手段解决不了复杂的社会问题，上世纪90年代的台湾也经历了这些问题，那么他们是怎么走出来的？社区营造或许就是一种解决途径。”福建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副教授王利平说。
2013年，王利平和福建一帮学者到台湾考察社区营造，此行给他留下最为深刻印象的就是被媒体称为“社区理想国”的桃米社区。
从清理垃圾开始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桃米社区也和今天大陆的很多村一样，是一个中国式传统乡村，拥有丰富多彩的森林、河川、湿地和农园。工业化时代到来，乡村经济凋落，年轻人纷纷逃到都市谋生，因为垃圾填埋场在村落附近，村民自嘲为“垃圾村”。
台湾“9·21”地震后，正当桃米村民万念俱灰绝望之际，台湾新故乡文教基金会作为发起单位，率领一批知识分子入驻村里，准备用社区营造模式复原村庄的活力。
学者们对全村进行资源调查，发现这里野生动植物资源十分丰沛，决定借此推动旅游观光业，并开创了关于生态导览和讲解的培训。就这样，桃米社区从本地“生态资源”出发，成功营造出了兼顾“生态、生活、生计”的社区发展模式。现在，桃米每年光旅游观光收入就有1亿多新台币（约2200多万人民币），成为了台湾社区营造的范本。
如何把台湾经验移植到大陆呢？郑文希此前认为唯有财富才能改变乡村面貌，陈宜安则告诉他“富人脑袋要先富”，如果观念不改变，富也很难长久。
吴为苏也认同这个观点，他说所谓社区营造，顾名思义，便是对社区的“经营”与“创造”。
村庄社区可以视为是一个小型社会，其中存在诸多相互关联、错综复杂的问题。如何能找到一个关键点发力，从而撬动整个乡村，这考验着乡村领袖的能力。
台湾之行让吴为苏思考良久，他想如何在公民总体素质偏低的情况下进行“因地制宜”，如何才能将村民的积极性带动起来。
经过思考，他决定首要任务就是借鉴台湾社区大学建设和环保模式，从清理村里垃圾着手，并将电力、电线和网络等“三线下地”，改造村内自来水和建设无害化卫生公厕；斥资六百多万元修建一条宽达10米的村级公路。他认为此举可以恢复村民的“集体荣誉感”，让他们的集体意识复苏。
郑文希搞社区营造也是将清理垃圾作为开端。此前傅竹村村民都习惯性的朝村里那条顺流而下的小溪倾倒垃圾，等待每年发大水时把垃圾冲走，以此消化村里的垃圾。显然这个懒惰的方式极其影响村庄的环境，整个村时常臭气熏天。
他到任后，先把溪道的垃圾全部清掉，请环卫工人定时到村里清扫垃圾，根据村里人口数量，放置垃圾桶，经过一段时间较量与磨合，现在村民已经学会“按照这个文明习惯去做了”。
重建共识
为了要符合理想中的“美丽乡村”，许多基础建设工作必须完成。在溪道两旁修建栈道、以及在村里修马路，为了让村民有公共场所可以“议政”，他准备在大榕树下修建村民活动中心，他认为：“唯有公共空间才容易形成共识。”
在建设的过程中，他们在慢慢鼓励更多人参与进来，成为后续社区营造的中坚力量。经过一段时间，效果开始显现。辋川村在修道路时，不少村民自觉到工地免费干活，干完活回家吃饭。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村里的事务当中，吴为苏在村委成立“公益事业小组”，十几个人，每天按时上班，其中不乏管理能力突出的佼佼者。
站在更高的层面，这种参与也体现了本地居民对于社区和社区事务的主动权，并在实际参与营造的过程之中训练了民主决策的技能。
任何基础建设都需要钱，村财政捉襟见肘，如何有效引入资源并合理配置，刺激村民的主人翁意识，成为社区营造中的关键。
郑文希找到了一个志同道合者——包勇，他旗下拥有很多农业相关联的公司，农村出身，对乡村很有感情。近两年，他发现了乡村是个更广阔的世界，他在公司内部启动“乡村计划”，准备几年内包装和推广十几个乡村项目，目前已经签约了几个村庄。
郑文希之所以对包勇的理念感兴趣，那是因为他不主张“大拆大建”，更不会到村里租地盖别墅，只是在原基础上略微做一些文化创意，这很符合社区营造的理念，保持原乡特色。“我不想把乡村打扮成"城里人"想要的那个样子，既费钱也不讨好，只是通过材料的收集，然后根据具体情况挖掘出它原有的文化内涵，恢复生机，仅此而已。”包勇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说。
除了基础建设，如何挖掘出这个古村的文化价值可能也迫在眉睫，那些地主老宅和宗族祠堂定会吸引游客。可惜的是，当年的老人大多离世，村里已经无人能清楚的讲述出那些老宅的故事。
到目前为止，包勇和村里的合作只是构思，双方并未签订合作协议。因为郑文希在这个过程中，是否能理顺村民和政府两者的关系，成为双方合作的关键。“我认为台湾和大陆最大的差别在于体制，台湾社会的自治程度很高，这让知识分子或其他参与者在社区营造过程中能起到良性互动的作用。中国的行政干预过多，村一级干部可能受到上级限制较多，这对他们拓展空间上受到局限性，包括学者的想法也不容易得到实践。”王利平说。